疫情之下青年农民工就业如何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李迎新:疫情之下,青年农民工就业如何保障

对王健康来说,今年的春节是他在家待得最长的假期。此前,这位来自四川安岳的青年农民工还从没有在家待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今年,因为疫情,他在家待了足足两个多月。

三要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群体权益保护。畅通维权投诉渠道,及时发布相关政策措施,对疫情期间企业防疫措施、薪资发放、社会保障等进行专项检查,及时研判、预防由劳动关系风险可能引发的局部社会风险,化解劳动关系领域潜在的局部群体性事件。对于青年农民工返城返岗后生活、工作等方面的特殊困难,组织社区、雇佣企业、社会组织等协同解决,及时提供物资、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必要帮助。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和宣传引导力度,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而在大凉山,问题更是盘根错节。

经历了菁菁离家出走的事情后,已经第三次戒毒的母亲刘苹心理上有了转机。“之前复吸也好,反反复复进强戒所也好,家人虽然不是很认可她,但至少没再发生过孩子离家出走的事情。”王艳丽说。

四川新华强戒所民警举行向留守儿童家庭捐款活动。

王艳丽给菁菁打了电话,电话那头菁菁长久不出声,“反正心里面不高兴”。“后来她说,觉得自己不幸。也能理解,读了初中大家都慢慢长大了,会有对比,自己的同学有爹妈接送,难免失落。”

北京环境交易所常务副总裁王辉军介绍,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停驶的日均二氧化碳减排量是0.83千克;燃油汽车停驶的日均二氧化碳减排量分别为:1.2升及以下排量是2.58千克,1.3升至1.5升排量是3.27千克,1.6升至1.9升排量是3.54千克,2.0及以上排量是4.55千克。

李迎新认为,疫情期间,农民工就业还存在不少问题:

没有帮扶资金也是困难所在。报告称,四川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对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帮扶经费主要来源于民警捐款。四川省戒毒管理局呼吁,加强各部门联动,与地方政府实现政策支撑、信息互通、人员共管,做到更大范围关注和帮扶。同时,呼吁相关部门参与制定一套多部门共同联动帮扶涉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制度体系,建立公安、司法、民政、财政、教育、卫生、扶贫移民、妇联、团委、关工委等多部门联席制度,统筹多方人财物共同参与此项工作。此外,希望协调扶贫移民、民政、财政等部门资金,为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帮扶提供资金支持。

作为戒毒警察,做的是墙内的工作,对涉毒人员未成年人子女的帮扶却事关矫治工作。“家庭、小孩都是影响她们戒毒的因素,我们就想着怎么能帮助她们,让她们安心地在这里矫治、顺利完成戒断,健健康康地出去。”李芸说,“帮扶工作一是本职工作所在,二是人道主义。”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88亿,平均年龄40.2岁。80后青年农民工超过农民工群体总量一半。大多数以外出务工为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工家庭,受疫情影响较大,经济面临巨大压力。

“我对报告中关于‘稳企业、保就业’感触很深,总理6次提到了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全场掌声最为热烈。稳企业、保就业是政策的着力点。今年报告目标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低于去年报告目标2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高于去年5.5%左右;今年高校毕业生874万人,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稳企业是保就业的前提,一旦企业出现大规模破产,‘六保’也就无从谈起。”李迎新说。

新京报讯 (记者王俊)记者近日从四川省戒毒管理局获悉,该局通过调研作出《四川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关于帮扶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的调查研究》(简称报告)。报告指出,四川因父母涉毒而监管缺失的未成年人呈逐年递增趋势。该局呼吁相关部门参与制定一套多部门共同联动帮扶涉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制度体系。

“他们都特别单纯,如果正确引导是没有问题的,最害怕没有正确的引导,没有人关心,重蹈父辈覆辙。”左婧说,“我们就多鼓励他们,多关注他们。”

“我们跟她聊天,她也不是像其他小孩那样,想到什么说什么,很多心思埋在心里。”甚至对于吸毒的爸爸,晨晨也没有埋怨,没有太多的情绪。

如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的青年农民工群体就业?

这是很多青年农民工的普遍状态。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像王健康这般幸运:能有一份工作,还能尽早开工。

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困难多

与公安机关多方沟通打探到小豪在福利院生活后,李芸一行佯装成孙莉的同事去探望了小豪。“他刚开始很害羞,不是很愿意接触我们,给他看了妈妈的照片、视频后,就慢慢放开了,跟我们热乎起来。”

那些因为父辈原因想要放弃继续读书的孩子,外出打工的都寥寥,基本就是从事一些简单的劳作,在家继续帮着带孩子。左婧说,虽然现在公路村村通了,但是他们依旧很难走出来。

几年前,四川省新华强制戒毒所还收治艾滋病戒毒人员的时候,左婧曾在这群人中看到过十二三岁的少年。“他们很小的时候,跟着父亲吸毒,染上艾滋病。爷爷吸毒,爸爸吸毒,小孩吸毒,一家三代吸毒的情况我们也见过。”

在通讯不畅的大凉山,左婧和同事与孩子之间用最传统的方式交流着——书信,“我觉得书信能寄托更多的感情。”此外,工作站上的民警每月去探望的时候,会用他们的手机连线视频。

李迎新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结合此前自己的调研和疫情的现实状况,她在提案中提出了建议。

晨晨是家里6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最小的弟弟只有两岁多,“一不留神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晨晨在家里承担了很多家长的责任。

刘苹出所后,一直保持着操守,照顾着菁菁。“给我打过两次电话,说情况都很好。”

在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周利看来,对涉毒人员的后续帮扶工作还有更深层次的顾虑——帮扶的尺度在哪里?

“最怕没有正确引导”

“我们第一次去探望小豪的时候,因为程序问题,没能见成,第二次通过多方联系沟通才成功了。”李芸说,这些事情其实属于“工作之外、情理之中”的工作,有些人不愿多管,表示没权利管,推脱不清,这时候民警的工作热情也会被消耗。

截至2019年底,中国现有吸毒人员214.8万名,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6%,系连续第二年减少,同比下降10.6%。

去年,“爱之家”禁毒防艾法律服务金阳工作站民警在走访帮扶中摸排到了晨晨家的情况后,联合四川省新华强制隔离戒毒所的6对民警夫妻和晨晨家的6个姐弟结对,担任他们的“警爸警妈”,左婧担任晨晨的“警妈”。

而今这个痛点,在疫情中显得更加明显:想在家门口就业而不得,找到合适的工作不容易……

为解决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监管缺失问题,四川司法行政戒毒系承担起所内戒毒人员这部分未成年子女的帮扶。

广东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六大队民警一行前往福利院探望留守儿童小豪。A04-A05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事后到菁菁家了解情况,那是王艳丽第一次看到菁菁。“和那种混社会的孩子不同,是很清爽的小女孩”,“离开的时候,会把我们送到门口,说嬢嬢你们慢慢走。”

王艳丽此前矫治过的戒毒人员陈婷,父母长期关系不好,十六七岁就被送进戒毒所,此后反反复复十余年。

她认为,一要扩大市场岗位供给。加大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强的行业复工复产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政策保障和扶持力度,在信贷、财税、临时资金供给等方面给予更为倾斜的帮扶措施,多管齐下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保企业、稳就业。推动目前出台的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等各项政策措施有效衔接和精准落地。

新华强戒所经常有离婚官司的庭审。教育科科长郭葆青说,第一次、第二次吸毒还能得到谅解,到后面只能离婚,所以经常有法院到所里开庭。“与父母、妻子关系紧张是常态,但是子女是他们的软肋。”

在广东,妈妈被强戒后的小豪,上学问题也同样棘手。小豪的妈妈孙莉在广东打工,一个人带着小豪,2017年因吸毒被送到广东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彼时已经到了入学年龄的小豪,由于没有户口,没有抚养人员,被送到了福利院。

左婧当下担心的事情就是晨晨马上步入青春期,思想上有什么变化?怎么跟她交流?

周利认为这都是帮扶工作中要考量的,注意度的把握,尽量不给地方政府添麻烦。

10天不到,菁菁又离家出走了。

但帮扶工作的具体落实跟地方财力有很大关系。“像佛山现在社工帮扶比例可以达到30:1,30个解戒人员就配有一个专职社工。但有些地方,一个镇都配不到一个社工。有的地方政府脱贫的任务都很重,想要全面铺开这些工作,财政支撑不起来,心有余力不足。”

留守儿童和自己的“警爸警妈”视频连线。

今年两会,她带来了一份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青年农民工就业保障的提案。

“工作之外、情理之中”

一个本应无忧无虑的童年,小学五年级的晨晨却在思索要不要继续读书,是否应该减轻家里的负担让弟弟妹妹上学。

这让帮扶工作有时晦暗难明。

放眼全国,涉毒人员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缺失问题同样棘手复杂,这一边缘群体仍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度。“这是几辈子的事。”广东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六大队副大队长李芸说。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吸毒行为,但背后有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要一点一点捋清楚才行。不是把生理的毒瘾戒断问题就解决了,还要解决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才行。”周利说。

对此,四川省戒毒管理局呼吁,一是从全国、全系统工作实际出发,相关部门参与制定一套多部门共同联动帮扶涉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制度体系,建立公安、司法、民政、财政、教育、卫生、扶贫移民、妇联、团委、关工委等多部门联席制度,统筹多方人财物共同参与此项工作。二是注重顶层设计,建立戒毒人员等特殊人群脱管失控未成年子女帮扶制度。

李芸说,小豪所在的福利院中多半是有智力障碍的孩子,对小豪这种正常小孩工作人员可能就顾不过来。“跟我们熟了以后,就抱着不走,抱得可紧了。让我们每个都抱抱他,可能是妈妈好久没有抱过他了。”

青年农民工需提高自身能力抵抗失业冲击

据透露,2017年6月至2020年6月,仅被四川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收治的近3万名戒毒人员中,有婚姻史的约1.6万人,涉及已婚、非婚生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3千余人,其中0-7岁儿童约占四成,7-18岁未成年人约占六成;已婚戒毒人员子女占比约三分之二,非婚生戒毒人员子女占比约三分之一。

这两个多月对他来说是纠结的,在家待着,意味着没有收入,他希望早点开工。让他欣慰的是,3月他终于开工了,当地政府包车把他们送到他打工所在的温州。

民警带领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前往医院就医。

爷爷奶奶身体不好,家里又是这种情况,晨晨有过不再继续念书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在她看来似乎“理所当然”。

“我们也希望参加跟我们工作相关的培训,例如跟施工相关的技术培训。”王健康说。

有次王艳丽跟菁菁通话,菁菁说,“嬢嬢你们把我妈妈在里面照顾好就行了,我在外面尽量管好我自己,不让妈妈担心。”“她说了‘尽量’,这两个字里包含了多少委屈呀。”

除了现实的困难,冰山之下,隐匿的心理问题同样令人担忧。

除了建立帮扶制度,更多的现实问题也在影响着帮扶工作。

晨晨有着一个特殊的家庭:爸爸因吸毒被强戒,妈妈服毒自杀。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照看着他们姐弟4人。前年,大伯又意外身亡,伯母离家出走,留下两个堂弟堂妹,让这一家的情况更加艰难。

“后来爸妈离婚,姐姐几进几出戒毒所,弟弟先是打架,接着吸毒,最后酒后伤人被关进了监狱。”

二是返岗复工难度依然大。目前,部分地方已逐渐开始复工,但大面积复工依然需要时日。农村和县域地区封锁严重,人员流动受到限制,青年农民工返岗难度大。一些企业因地方政府设置复工条件过高、防护物资不足、缺少人工等,无法正常复工。

“我也是母亲,挺心酸的。”左婧说,“自己的小孩该吃吃、该喝喝,想要什么基本也能得到满足,但是这些孩子因为父母的一些原因,很小就承担了跟年龄不相符的事情。”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专门提到了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这包括加大减税降费、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降低工商电价、减免或缓收房租)以及通过信贷政策加强金融支持,等等。”她说。

二要采取多样化手段帮助农民工就业。鼓励低风险地区农民工尽快返岗复工,采取“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服务,有序组织集中返岗,避免大范围、突发式流动,指导企业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生产防护工作。进一步优化返乡就业创业政策,引导无法按时返岗复工的青年农民工转变思维,改变就业模式,就近就地就业创业,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职业介绍、就业服务、技能培训及岗位信息提供等方面的服务,帮助待业的青年农民工尽快就业。

第一次去菁菁家,王艳丽第一感觉是“没有家的味道,到处乱糟糟的”。菁菁的爸爸蹲在门口爱答不理,菁菁拉着外婆的手局促地坐在破旧的沙发上。谈及菁菁母亲,菁菁爸爸就骂了起来,“我们家自己的事,轮不到你们管。”

尽管这其中存在失学、流浪、监护人缺失情况的是少数个例,但对于每个孩子来说,这是一生的事情。“可能也是几辈子的事,帮扶不到位,他们后代子孙有可能都是这样的情况。”李芸感叹道。

【强国策工作室】出品

然而,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赋予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所承担戒毒人员失管未成年子女帮扶工作,工作开展多因个案而起。

一是市场整体岗位供给减少。疫情暴发以来,吸纳青年农民工就业人员较多的餐饮、娱乐、交通、物流等行业和生产制造业受到的冲击较大,面临市场停滞、人工短缺、产业链上下游断供、资金流紧张等问题。多数企业通过缩减经营规模或停产歇业来抵抗疫情的冲击。降薪、裁员、缩小员工招募计划,为就业市场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

“青年农民工首先要调整好心理状态,积极应对现在的形势,未来更要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打铁还需自身硬,要通过技能培养增加抵抗外来风险的冲击。”李迎新说。

最让王艳丽感慨的是陈婷的弟弟,第一次来看姐姐的时候,小小的,趴在窗台上,慢慢头发变长了、手臂上多了一处又一处的文身。

广东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六大队副大队长李芸总结,尤其像孙莉这样独自抚养子女的戒毒人员,她们未成年孩子多数被送往福利院,由国家代管。由于家庭的不完整和爱的缺失,她们会尤为牵挂、思念子女。“这可能是一种本能,再怎么样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

暑假的时候,6个孩子第一次走出大凉山,到绵阳参加夏令营。“警爸警妈”带着他们去商场时,晨晨看到儿童游乐园时心动了。“我让她去玩,我帮着带弟弟。但是小弟弟特别黏晨晨,过了一会儿就哭起来。这时候能感觉到,晨晨很想玩,但又非常懂事,只得放下玩具过来带弟弟,眼神却看向其他在玩的弟弟妹妹。”

她解释道,凉山州是毒品的重灾区,戒毒所帮扶的对象都是涉毒家庭,但是有一些非涉毒的家庭也很困难。

被强戒的妈妈,酗酒暴躁的爸爸,年迈的外婆,即将升入初一的自己……很难说清菁菁到底是因为什么离家出走。

帮扶需建立稳定长效工作机制

疫情下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痛点

郭葆青也表示,戒毒警察本职工作是墙内事情,四川将戒毒工作融入脱贫攻坚、融入社会治理体系、融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但所内警力有限,很多事情我们也无能为力。”

对此,浙江兴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贺刚深有感触,作为农民工出身的他深知自身能力的重要性,他曾凭着练就钢筋绑扎的技艺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他觉得现在的青年农民工太需要做一些必要的培训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送培训进工地、进工厂,让农民工也有所提升。”

在云南,青春期的菁菁做出了人生第一次反叛行为。2018年9月,开学前夕,她和同村的一个女孩一同离家出走了。

在四川凉山州,晨晨的情况并非孤例。作为毒品重灾区,这里的贫困落后与毒品泛滥交织在一起,不少涉毒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就生活在这里。面对外界的多姿多彩,他们的童年仿佛被困于大山之中。

“我国虽然建立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保障制度,但戒毒人员群体因涉毒违法犯罪现象普遍,社会群众普遍排斥戒毒人员,涉及其未成年子女被歧视孤立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四川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三无人员,即无户口、无固定居所、无抚养人员占比大,当地政府民政部门近年来投入很大财力解决该问题,但问题仍然突出。

2018年底,广东省中山市禁毒办曾为3-18岁涉毒贫困家庭孩子做过全面检查。在参加心理测试的23个孩子中,有7个人伴有中度或重度抑郁症状,占比30%,远远超过了我国抑郁症群体3%-5%的比例。

留守、失管的涉毒人员子女最让人担心的还是他们走父母的老路。

为此,北京环境交易所针对“小客车自愿停驶”碳减排场景进行深入分析,采用国内外通用的碳减排量计算方法,得出不同排量车型的日均减排量,制作并于5日发布《中国机动车减排标准》白皮书。

特殊的疫情下,相关部门也有特别的政策,据了解。3月下旬至6月底,人社部将面向企业返岗待岗职工、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两后生”、贫困劳动力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百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

就业,是两会上的一个热点词,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业被提及39次,对于农民工就业也专门着墨。“实行农民工在就业地平等享受就业服务政策。”

三是疫情期间,劳动关系风险增大。疫情给社会经济活动带来的影响传导到劳动关系领域,可能会增加不稳定因素。部分行业企业面临较大的生产经营压力,劳动者面临待岗、失业、薪资减少等风险,劳动关系矛盾可能会局部凸显。青年农民工对政策信息和权益保障较为关注,在互联网时代,劳动权益维护等方面的矛盾有可能被放大,进而成为社会热点。

“如果我们对涉毒家庭帮扶的力度过大,或者是很频繁去帮扶,一定程度上在其他的村民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对于奉公守法的家庭,他们是不是会觉得不太公平?涉毒的家庭为什么反而能得到更多资源?”

王艳丽在女子大队做了9年干警,说自己见到了人生百态,“吸毒对家庭长年累月的伤害很难恢复。”有些人感情变得很淡漠、麻木,和家里几乎处于失联状态。

(文中晨晨、孙莉、小豪、刘苹、菁菁、陈婷均为化名)

包括建立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名单和管教台账,将有相应情况的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帮扶名单。通过设立帮扶基金、制订帮扶计划等形式,保障无人照管的未成年子女在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期内得到监护。

王艳丽有时候会觉得帮扶工作“杯水车薪”。“我们每年都会进行帮扶,但如果家庭已经是缺失、不完整的状态,问题就很难解决。而亲缘关系的不完善是长期形成的,一时半会很难改变。”

“外婆的电话打到了我们所,说是小孙女不见了,让我们把她女儿放出去。”云南省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王艳丽说,他们赶紧和当地派出所联系,当地公安进行了全面排查。一周后,警察在小宾馆里找到了菁菁,行李、手机全被同伴骗走了,“情况很糟糕”。

2月28日,人社部出台了相关应对措施,提出了通过六个“一批”来促进农民工就业:支持返岗复工一批,帮助招聘录用一批,动员投身农业解决一批,鼓励重大项目吸纳一批,扶持创业带动一批,开发公岗安置一批。

新华强戒所教育科科长郭葆青也提到,的确存在父母涉毒被送进戒毒所、监狱,家里小孩没人管,后来学坏的情况。“前几天和当地公安部门交流的时候,就有几个小孩在县城偷东西,因为未满14岁,后来被送去工读学校。”

李芸坦言,有时候帮扶需要多方协调、投入过多警力。就拿孙莉为例,“为了找到小豪,我们既要与福利院联系,又要与公安局联系,还要与法律援助、行政服务中心等部门联系,民警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去交涉。有时候和有关部门联系,不能得到友善、平和的对待。”

广东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帮扶办主任罗淮忠介绍,三水所和东莞市、佛山市、云浮市、茂名市开展“所地合作帮扶工作站”,目前,在以上地区,已经合作建立了18个工作指导站。

“虽然很多地方已经逐步复工复产,但疫情期间青年农民工返岗就业仍面临不少困难。”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李迎新说。

广东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六大队副大队长李芸告诉记者,广东女子戒毒所收治的戒毒人员中非婚生子女有两成,其中孩子是未成年人的占三成。

据介绍,未来“绿普惠平台”还将拓展公交、地铁等多种交通方式下的绿色出行场景。

但因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赋予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所承担戒毒人员监管缺失未成年子女的帮扶工作,工作开展多因个案而起,与当地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也是因事建立联动合作,尚未建立稳定的长效工作机制,各方职责职能也无法在法律层面界定明确,工作结果差异大,若与地方支持联动有力社会效果好,若与地方联动不足又可能导致结果不一,甚至引发新的矛盾。

“大量戒毒人员因吸毒、戒毒导致其未成年子女无人照管,严重影响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报告称,帮扶监管缺失的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工作,受到了戒毒人员子女所在地党委政府认同支持,但因戒毒人员群体具有较大社会危害,实践中对这部分未成年人的帮扶也还存在诸多困难不足。

“我们不断地鼓励他们好好读书,知识充沛了以后就有机会走出大凉山,然后用自己的知识再回馈大凉山。”

事实上,李迎新很早就开始关注青年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去年9月,她参加了团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青年发展主题的调研,去往河南、浙江两省的10个地市进行实地走访,看到了诸多青年人因外出打工而“空心”的村庄,了解到他们不得已背井离乡打工的背景。她也曾和一些青年农民工面对面,知道他们的就业痛点。

而对于上学问题,小豪只能在福利院和其他有智力障碍的小朋友一起上课。“孙莉一共被收治了1年9个月,对小豪只能是临时安顿下,让他有个住所,上学的情况目前没办法跟同龄人相比。”